我国结婚率创近十年新低，适婚人口减少，“个人主义”盛行，晚婚或不婚人数增多—— 年轻人的婚姻被啥绊住了脚“男大当婚、女大当嫁”的传统婚姻观，正面临着新的挑战。

      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数据，从全国范围来看，2018年结婚率仅为7.2‰，这个数字创下了近十年来新低。从不同省份的差异来看，经济越发达地区的结婚率越低，2018年全国结婚率最低的上海只有4.4‰，浙江5.9‰为倒数第二，广东、北京、天津等地的结婚率也偏低。

      这届年轻人怎么了？从事30多年人口学研究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分析，结婚率普遍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结婚人数的结构性减少。与此同时，全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多、房价高企、就业竞争激烈，以及年轻一代“独性”更强等原因，也都成为年轻人结婚路上的“绊脚石”。

      越来越晚——

      初婚年龄创史上新高

      北大博士学历、身高1米72、在高校任教，于晓楠从小到大都是众人眼中的“天之骄女”。可随着她的年龄迈过30岁直逼35岁，她明显注意到父母对女儿的自豪感开始持续下降。他们发动一切关系给家里这个“黄金剩女”安排相亲。晓楠苦笑着说，“也许爸妈觉得好不容易攥了一手好牌，却要砸在手里了。”

      在高校里，大龄未婚女青年并不少见，很多人经历了从本科、硕士到博士的求学路，当终于走上了很多人羡慕的“人生巅峰”后，环顾四周却发现自己的人生同行者所剩不多。

      于晓楠觉得自己对另一半的要求并不太高，“起码要能跟我聊得来吧，要爱读书吧。”她自己家境不错，父母已经给她买了车，准备了房子，甚至发话说，“假如男孩子对你好，房子车子都可以不要”。

      但晓楠觉得婚姻应该要势均力敌，“两个人各方面条件要差不多，这样彼此心里都不会失衡，两个人的三观也不会差距太大”。

      “人们都觉得高校里人才济济，但我入职后发现，原来很多优秀的男老师早就‘名草有主’了。”于晓楠经历了多次相亲后发现，虽然看上去学历高、工作也体面，但因为年龄偏大、自身要求也较高，加之交际圈很小，在高校找到合适对象的机会也大大减少。

      “现在的平均初婚年龄是有史以来最高的。”原新说，最新统计全国平均初婚年龄25～26岁左右，其中城市达到26～27岁，农村大约在25岁。

      从全国来看，目前结婚年龄集中在24岁～30岁之间，这部分人出生于1989年～1995年，而这几年的绝对出生人数本身就较前几年在减少，“结婚的人少了自然结婚率就下降了，这是一个基本原因”。

      上海市妇联公布的《改革开放40年上海女性发展调研报告》显示，截至2015年，上海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0.3岁和28.4岁，比10年前分别提高了5.0岁和5.4岁，与欧盟平均水平持平。据江苏省民政厅去年1月发布的数据，2017年，江苏人平均初婚年龄为34.2岁，其中女性34.3岁，男性34.1岁。

      究其背后的原因，在于全社会普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。“尤其是女性，现在高校中，本科、硕士学历的女性已经占一半左右，博士阶段女性占比接近40%。”原新说，推迟婚龄、晚婚晚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。

      这两年，团天津市委推出服务青年婚恋交友的品牌活动——“青春有约 津彩团缘”，场场火爆。团天津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保护部部长张静华说，每次网络报名启动后，入场券就被一抢而空。总有没报上名的家长主动给他打来电话，请求把自家孩子塞进去，“多数都是学历高、收入高，同时年龄也高的‘三高’女青年”。

      一组数据直观地说明了女性婚姻观的变化：1990年，30～35岁的女性中，未婚只占0.6%，而到今天，未婚占到7%；而35～40岁的女性未婚占比则从0.3%增长到4%左右，“都增多了10倍以上”。

      近日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呼吁修改婚姻法，将男女法定结婚年龄下调至18岁，以此来挽救持续走低的结婚率。原新认为，这种做法并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效果。目前婚姻法已经规定了，大学期间只须达到法定年龄方可结婚生子，但现实情况是，作出这样选择的人依旧是极少数。

      主动“剩”下——

      “独性很强”的年轻人

      1981年出生的刘豪是很多人眼中的优质“剩男”。

      刘豪家境殷实，在天津的城市核心区拥有3套房产，其中两套是“一位难求”年年看涨的“顶级”学区房。他有一份国企的稳定工作、没有不良嗜好；天天健身，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完美体型。

      刘豪理想的另一半要有甜美的长相、温柔的性格、和谐的家庭。“听上去要求不高啊，可我给他介绍3个女孩，都无疾而终。”他的表姐气呼呼地说。

      第一个女孩比较腼腆，两人见面后聊了几句，女孩就开始时不时地低头看手机，刘豪觉得要么就是对自己没兴趣，要么就是没什么礼貌，顿时没了好感，相亲现场变成了两个人面对面玩手机。

      跟第二个女孩见面后，双方都跟介绍人表示对彼此有好感，互留微信继续联系。结果，那个女孩每次回消息的速度慢得让刘豪抓狂，“有时候隔一天才回复。”刘豪约她周末出来玩，女孩回复，“我爱睡懒觉，周末一般都要睡个大半天，晚点再约。”几次下来，刘豪有点生气，“怎么她只考虑自己，一点都不在意别人的感受呢？”

      刘豪和最后一个女孩聊得挺愉快，结果约会了没几次就分手了。原因是女孩养的狗生病了，两人在给狗治病上发生分歧，吵了几句，刘豪觉得自己一片好意没人领情反被埋怨，女孩觉得男生在现实中说话态度粗暴，跟微信聊天简直不像一个人，最后不欢而散。

      他的表姐评价说，“别看他都38岁了，原来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。”而他自己倒也觉得无所谓，每天下班先健身，回到家父母把饭菜都做好了，晚上打打游戏，跟朋友微信聊聊天，“一点也不觉得无聊啊”。

      和刘豪一样，这些眼下本该进入婚姻生活的年轻人，恰是独生子女一代。原新认为，这些年轻人生来就是家庭的中心，因此表现出“独性很强”的特点。

      这种特点反映在文化上就是个人主义，“个人主义并不等同于自私，大家看到在国家遇到灾难等困难时，很多90后年轻人特别踊跃捐款捐物。”他认为，这些年轻人身上的个人主义是指强烈的自我意识，他们追求舒适、自由、自我的生活方式；他们有享受当下、只对自身负责的生活态度。同时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关爱别人以及对家庭的责任心等。

      通信方式变化和娱乐方式的多样性，都在加剧这种“独性”。在这个一根网线就可以联通全世界的时代，通信方式越发智能化，反而导致人们面对面的沟通越来越少。外卖文化的兴起让吃饭不一定需要有人陪伴，只要要手机点一点饭菜就可以送上门。

      原新从近几年高校招聘面试中发现一种趋势：一些人的简历特别优秀，用邮件沟通也非常顺畅，可一到面对面环节却判若两人，表现出沉默、少言。原新说，这种人际沟通的障碍放到谈恋爱中必然成为硬伤，“不谈，怎么恋爱啊？”

      与此同时，现代生活娱乐方式也越发多样性，特别是在大城市里，有无数种选择可以填补空余时间。这也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一种感觉：不一定非要有家庭，才能享受家庭带来的生活乐趣。

      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颠覆了人们“养儿防老”的传统观念，整个社会也在走向包容，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都能被大众所接受。不结婚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同伴，大家已经见怪不怪，“过去人们在小集体里还有道德约束，现在越是大城市越开放，谁也不管谁。”